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探析马克思的早期新闻观

发布时间:2018-06-14 17:57:47

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探析马克思的早期新闻观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马克思参与创办、主编和编辑的报刊多达10余种。他通过对办报实践的总结和对新闻事业一般规律的理解,提出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确立的。透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就可以探寻马克思早期新闻观的形成。

  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他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报刊活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参与创办、主编和编辑的报刊多达10余种。他通过对办报实践的总结和对新闻事业一般规律的理解,提出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可以探寻马克思早期新闻观的形成。

  1841年12月,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王朝统治,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试图以此制造自由假象。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承认公正、善意政论的必要性,实质上企图通过检查令对书报进行更为全面的控制。新的书报检查令和1819年所颁布的法令内容大体相同,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进和突破。

  马克思从自己特有的新闻敏感和洞察力出发,看出了此检查令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他以根本制度为切口,通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书报检察官、书报检查令和对书报检查制度三方进行了根本性批判,表达出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表现出当时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呼声。

  在16世纪世俗势力的支持下,西欧“新闻审查制”发展起来。当时,垄断或官方印刷商也时常不能也不愿支持政府的全部政策。出版商通常不会参与国家事务,他们不可能对一些印刷品中存在的有争议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国家要求特殊领域的出版物要送交新闻审查,而新闻审查方则是熟知国家意旨的国家代表。“书报检查令”是“新闻审查制”的一种延续,它表面上放宽了对书报出版的限制,实质上是对出版自由的钳制。

  马克思洞察出这个问题,指出新的检查令实质上和旧检查令别无二致,“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书报检查令没有涉及内容,从一开始就脱离人们所探讨的内容,把注意力放在外在形式上面。政府所承诺的、所阐述的自由,事实上是一种满布荆棘、满布条框的自由,这实质上是一种没有自由的自由。

  根据普鲁士政府的定义,作为书报检查令执行者的检察官,应是“由那些思想方式经过审查和有才能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符合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同时又是善意的和有洞察力的,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善于用坚定的机智抛开怀疑”。在马克思眼中,这种选拔标准荒唐又不具有实践性。

  首先,从“才能”上来看,如果政府确实具有如此多才能出众的检察官,同时检察官的才能又可以通过理论和思想的标准进行衡量和评判,那么过去在书报管理中就不会出现众多的问题和混乱。在他看来,真正的才能不应当仅体现在对个人的严苛要求之上,政府也应当设置合理可行的甄选规定并确保同一,以此实现个体行为的一致性。

  其次,检查令从学术才能、品质和地位3个要素对检察官审查标准提出了要求。在马克思看来,学术才能和品质主观性较强,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因此在实际的评判过程中,更为倾向和依赖于地位这一要素。那么从出身等角度考虑,地位这一客观因素对检察官的选择的影响实质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批判说:“时而依据形式去批判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断形式,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拉在一起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义。”

  马克思将矛头对准检查制度:“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检查制度。“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正是因为制度的存在,导致检察官凌驾于个人之上,广大人民事实上失去了。改变这种境地的唯一方式不是改善制度,“治疗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只有使不受任何人为的控制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人们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马克思对书报检查令、检察官、检查制度进行批判,实质上体现出他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和呼唤。他曾指出“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通过传播工具所传递的不仅是信息,也包括意见及传播者的倾向性。

  18世纪,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开始在西欧各国蔓延。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自由主义影响日益扩大,其代表者们呼吁“观点的自由市场”,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够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政府不应当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

  此外,马克思在任职《莱茵报》主编之前,早期持续从事着一些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深受书报检查令的迫害。作为无产阶级斗士的马克思深知,传媒对信息传播和人类精神交往活动至关重要,它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传媒是社会变革和观点传递的有力武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争取胜利必须掌握对传媒的控制权。

  马克思的早期新闻观,实际上是追求新闻自由的新闻观。他曾说:“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

  1842年,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并成为该报主编时提出“自由报刊”的设想。他在《第六届莱茵省会议的辩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指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他率先提出“自由的出版物”这一概念,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自由报刊即他理想中的报刊模式。

  马克思也曾在法庭上为报纸从事的斗争辩护,他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近代报人梁启超也曾提出,报刊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其中“监督政府”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不谋而合。他说:“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躬行监督政府之天职也。报馆属于名誉监督者,虽不能如法律和宗教监督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关于传媒的三项主要职能,其中就包括对环境的监测功能,这也是西方认为的“爬到桅杆顶端的瞭望哨”职能。

  马克思在论述报刊使命时曾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以此见得,马克思崇尚报刊获得相对的自由,不受各种外界条件束缚,报刊完成使命的先决条件,在于在自由的背景下发出属于自己的内在声音。

  马克思凭借其敏锐的新闻感知,发掘出报纸的内在规律性,指出报纸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断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舆论的工具,具有揭露和监督政府的职责,对新闻传播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相关阐述,对日后其献身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及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为日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值得赞赏,但这种追求存在一定局限性。阿特休尔曾说,“无论如何,新闻媒介无法超脱政治,新闻媒介就是一个政治机构,都是强权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一个国家政治或经济的权力的代理机构”。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新闻也理所应当不会拥有绝对的自由。

  从日后英美等国自由至上主义背景下新闻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政府对新闻的管控是必要的,任何活动脱离了政府控制都会陷入无序境地之中。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深刻洞悉书报检查令的弊端,呼吁新闻自由,在当时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可是当时,历史唯物主义观尚未建立,马克思还只是个拥有人民情怀的热血青年,真正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探讨新闻自由问题是在《新莱茵报》阶段。所以从总体上而言,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透露出的对审查制度的不满和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具有进步性,又具有时代局限性。